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分析：追溯货币起源，解读三大核心问题

<{炒股网}>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分析：追溯货币起源，解读<资本论>三大核心问题

早在马克思之前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分析：追溯货币起源，解读<资本论>三大核心问题，等价物表达式建基的内在逻辑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澄清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时，称赞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功绩在于“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并清楚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的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

这就给我们带来三个问题：

第一，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分析货币形式和简单价值形式的？

第二，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形式和简单价值形式的分析对于理解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有何助益？

第三，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形式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必要的吗？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对《资本论》价值形式的新认识。

首先，要追溯亚里士多德对简单价值形式的分析，就必须从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划分的三种具体的“正义”（δικαιοσύνη）谈起。“正义”的形成关涉到“两个极端”（过多与过少）与“两份份额”，且背后隐藏了善与恶的伦理问题，尤为重要。他区分了三种具体的正义：分配的正义、矫正的正义以及商业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这三种正义力图找到过多与过少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适度，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属于自己应得的份额。也正是在商业的正义中，他讨论了当人们因为交换的目的而相互联系时，这种体现着回报与比例相一致但不与平等相一致的正义就把人们捆绑在一起，从而促成货币的出现与等价形式的形成。交易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使交易平等化，而平等化就是“一切被交易的物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通约的原因。这就是货币的诞生地。”

也就是说，货币的出现促成一切被交易的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通约的，并且使它们趋于平等。于是他说：“无论你是为了获得 1 间屋而支付了 5 张床还是为了 1 间屋而支付了 5 张床的价值，这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例子被马克思所称赞，他在《资本论》中将其转述为“‘5 张床=1 间屋’‘无异于’：‘5 张床=若干货币’” 。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商业交易就是要形成“成比例的回报”，否则交易双方就感觉自己像奴隶一般，无法形成自愿交易。但是这种“成比例的回报”仍然是不精确的，他说：“只有自由人和比例上或算术上均等的人之间才有公正，对于那与此不符的人，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政治的公正，而是某种类似的公正。”

因此，当一切事物通过货币来衡量时，货币就成为交易的“保证人”，促成“商业正义”的发生。其次判断货币是否是资本，从这个等式可以发现，制作 5 张床的劳动无形中转化为建造1 间屋的劳动，即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当 5 张床处于等式左边充当相对价值形式时，它就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身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当中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而 1 间屋处于等价形式就与此相反，它必定要以天然具有价值形式作为预设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分析：追溯货币起源，解读<资本论>三大核心问题，否则5 张床与它自身的比较不会得到货币的认可，而且以 5 张床为代表的一切商品也不会把它的价值作为自身价值的表现形式。

就二者在价值的生产方面看，“制作床的劳动”和“建造屋的劳动”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二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这并没有任何神秘。但是在价值表现上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了证明制作 5 张床的劳动不是在其自身形式上，而是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上创造价值，就必定要把 5 张床的劳动转化为1 间屋的劳动。

至此，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再者，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制作 5 张床的劳动和建造 1 间屋的劳动都是私人劳动，当这二者的劳动无形中转化为代表一切劳动的货币时，制作 5 张床的劳动就被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具有与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又因为每一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质。所以，私人劳动就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经完全意识到货币是等价形式的完成形态，从这个式子也可以看出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即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是由于他缺乏价值概念的原因，马克思才会提醒人们在理解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时要回顾一下这位伟大的研究家。 最后，促发亚里士多德研究这个等式的根本原因是正义的需要，货币的诞生恰好解决了交易双方过多与过少的适度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看，这个等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第一，一切物与物的交换均可转化为物与货币的交换；

第二，5 张床和1 间屋可以通过货币实现“量”的相等；

第三，5 张床和 1 间屋的“可通约性”是实现“平等化”的前提。这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可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 20 码麻布=1 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开。”，他们只是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以“浅薄的眼光”认为金银是货币，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企图以充当等价物的普通商品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把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赋以学究气味”，并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殊不知在等价形式中早已包含了货币形式的秘密，只有通过价值形式的分析判断货币是否是资本，辨别等价形式的特点，才能揭开这一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点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恩格斯声称亚里士多德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对货币学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

马克思在充分汲取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

第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注重对方的劳动产品，而不注重其身份、地位、年龄、性别等，正是商品交换使得物与物的平等走向人与人的平等；

第二，所有商品都不能同时处于等价形式的位置时，商品必须本能地、自发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展开“社会的行动”，以彰显一切商品的价值，故而货币实则是交换过程的产物；

第三，价值规律“铁的必然性”始终作为商品间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为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发生于流通领域”这一观点奠定基础。

所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形式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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